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学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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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27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东南大学联合主办，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的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艺术人类学与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艺术人类学通过扎实深入的田野考察，细致入微的民族志描写，对有效呈现中国艺术事实，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在致辞中表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是国内艺术学研究重镇，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能在东南大学召开，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李莉会长说，费孝通先生一生心系民生，曾撰文《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指出人类学应为促进人民的生活富裕作出贡献。就此，方李莉会长提出了“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命题，认为这有助于解决费孝通先生晚年所关注的“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引导人民群众迈向美好生活，迈向艺术化的生活。方李莉会长表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下成立的，其遍布全国3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0多名会员广泛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传统手工艺复兴等重要国家工程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艺术人类学共同体，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今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除了继续参与国家重大文化艺术工程的调查研究外，将加大国际交流的力度，力争使中国艺术人类学在世界艺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领域内占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费孝通先生家属代表张喆先生在致辞中表示，费孝通先生一直将学术与社会、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应该予以发扬的治学品格。张喆先生介绍说，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为了纪念和弘扬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品格和治学精神，专门设立了费孝通田野调查奖，积极推动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事业的发展。民族艺术杂志社主编许晓明研究员在致辞中介绍了《民族艺术》的良好发展态势。近年来，《民族艺术》刊发的学术论文被广泛转载，并获得了很多省部级的奖项。期刊本身也获得了很多奖励，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离不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支持。希望学会、广大会员继续支持《民族艺术》，《民族艺术》也会继续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搭建平台。
在接下来的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在题为《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建构与实践》的发言中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生与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受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复兴传统中国文化等影响，关注对本土传统文化和本土民间艺术的发掘、记录整理及研究，对中国社会当下的艺术实践，尤其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各门类艺术的当代史论的建构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艺术人类学已经具备形成一个学派的可能性与雏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提出了“本土文化发掘与重建学派”的概念，力图通过团队的合力培养推出标志性的学者，以及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的理论，从而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更多关注。韩国忠北大学李成宰副教授在题为《非洲艺术和历史的人类学方法》的发言中提出，目前在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世界历史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非洲历史被忽略了，随着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兴起，这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他通过非洲音乐等个案指出，非洲传统社会作为“没有文字的社会”，并非简单和原始。日本京都大学田中雅一教授在题为《拜物教及其社会意义》的发言中通过拜物教的概念探讨人与物的关系。一般认为人与物的关系为，人是万物之长，人支配物，人与物是单向性的（人→物）“支配性关系”，或者说物是“象征性的存在”。拜物教概念在宗教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性向拜物教等领域凸显出人与物的非单向性的关系。他分析了拜物教概念的理论构造，探讨了拜物教概念的社会意义。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在题为《艺术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贡献》的发言中提出，艺术民族志对打破传统艺术理论的迷思，实现新的理论突破提供了动力和支撑。在艺术民族志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关注艺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就难以对艺术本身有真正的认识；同时也要保持对艺术形式的敏锐性，如果放弃了对形式、手段、技巧等的关注，也很难通过它来理解文化与社会。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在题为《作为当代美学的审美人类学》的发言中提出，审美人类学是以哲学人类学的观念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地方性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通过研究具体的审美制度，在审美经验中找到通向未来的途径和机制。它的关键概念是地方性审美经验，具体语境中的审美制度，乡愁乌托邦及其文化基础和美学的革命。他以对广西那坡县黑衣壮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和对《战狼2》的审美人类学研究为个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东南大学孟凡行副教授在题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艺术人类学的学科位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发言中认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艺术研究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在人类学中是一个分支学科的角色，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研究层面；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界；艺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艺术民族志）有别于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综合运用人类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及方法，并对两门学科都做出贡献。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基本问题的讨论有利于从理论上加强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学的联系。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的过程为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学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两大学科应抓住机遇，密切合作，推进学科发展。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在题为《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的发言中从学科意义、研究视角、领域和范畴及研究范式几个层面对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进行了界定。他论述和列举了具有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意义的一些代表性研究范例，包括个体和群体性学者、团队性作业和基地化的学术研究。最后以自身的研究和主持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十余年的经历和经验，尤其是他的“音乐上海学”系列研究，对于音乐人类学“中国经验”在领域规范、地域文化、学理立场、学术范式、研究模式五个层面的有机和性和结构性思考的阐述，以此总结出了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所获得的“中国经验”。越南国立电影与戏剧学院蔡曙鹏教授在题为《参与式观察：越南丛剧的传承与创新中》的发言中提出，参与式观察应该注意对语境的敏感性，同时留意互主观性与自我反思性。他认为越南丛剧是越南三大剧种之一，与中国戏曲具有深厚渊源。在中国戏曲向越南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作品经过了改编和变化。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在题为《生计、信仰、艺术与民俗政治》的发言中指出，胶东院夼村以本村龙王庙为中心，每年一度在谷雨节期间举行隆重祭海仪式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本村渔民“借礼行俗”，使这一传统传承至今，近年来则通过“一体两面”的节期设置调谐社区生活。基于生计、信仰、艺术等统合而成的民俗政治，是解读这一仪式传统的关键，需在深度田野研究中体察民众主体意识，并结合国家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的时移势易态势予以分析，才有望获得真正的理解与阐释。
与会专家围绕着“艺术人类学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等分组论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闭幕式上，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对第一组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第一组的发言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学科自觉与开放状态。不少学者的发言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但同时又保持着对其他学科的开放性。其次，本土现实与中国经验。学者们的发言基本都在关注本土现实，力图呈现中国经验的真实面貌。最后，他提醒大家，艺术人类学不只是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只是第一步，要从田野调查中出理论，出思想，这才是艺术人类学应有的未来。西北民族大学牛乐教授对第二组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第二组每位代表的发言都各具特色，有的擅长对精深理论的检验与应用，有的擅长对民族志场景的描绘和把握。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对第三组议题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研究者中有一部分人对人类学感兴趣，有一部分人对艺术学感兴趣，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要考虑两者兼备；与此同时，他认为该组发言体现了学科的互补性，尤其是在音乐人类学的报告中，体现出了对一般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接受与转化，也体现出了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接受与转化的良好态势，这有效促进了音乐人类学的研究。
与会学者认为，本次艺术人类学研讨会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特点的是“学科反思、学科自觉与展望未来”。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从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初心开始，致力于建立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认识和发掘自身的艺术与文化传统。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围绕“艺术人类学与新时代的中国发展”主题对艺术人类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艺术参与乡村建设、艺术与美好生活的关系、艺术人类学与生态中国发展、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理论交叉学科研究等分议题进行了充分、广泛、深入的讨论，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原标题：艺术人类学与新时代的中国发展
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学成功召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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